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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风映三江 英名传千秋——纪念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王昭同志

时间:2017-07-25 10:10 来源:青海省委 作者:马万里 浏览:
摘要:王昭(1917-1970),原青海省委第二书记、省长,我们党的优秀党员、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。他的先进事迹充分体现了一名共产党员对党的无限忠诚,展示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风貌,他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的楷模,行动的标杆。为认真贯彻落实省委常委会关于对王昭同志事迹进
  王昭(1917-1970),原青海省委第二书记、省长,我们党的优秀党员、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。他的先进事迹充分体现了一名共产党员对党的无限忠诚,展示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风貌,他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的楷模,行动的标杆。为认真贯彻落实省委常委会关于对王昭同志事迹进行宣传、报道的重要指示,引导党员干部学习宣传王昭同志无私奉献、艰苦奋斗的崇高精神,弘扬王昭同志求真务实、心系百姓、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,本报特连续刊发三期专版,敬请读者关注。

  王昭同志,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、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。1917年6月出生于河北省平山县天井村一个农民家庭,1932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,从事党的地下工作,1936年后担任中共平山县委副书记、书记,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察冀辖区北岳区第四分区地委书记、冀晋区党委副书记、晋察冀军区第四纵队政委、64军政委等职,全国解放后,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九兵团政治部主任,公安部副部长,青海省委第二书记、省长等职。在十年浩劫中,惨遭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迫害,1970年2月12日含冤逝世。

1964年 ,王昭(左一)等考察柴达木。

  王昭同志的一生,是廉洁奉公、无私奉献,求真务实、心系百姓,为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长期艰苦奋斗的一生。虽然他离开我们已经44年了,但他为民务实清廉的优良作风,连同他的音容笑貌,一直留在人民的心里,成为党员干部永远的楷模。

  一

  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,由于工作需要,组织上配给王昭一匹马。这匹马,王昭平日让给老乡使用,战时让给伤病员骑,自己却常常坚持步行;抗日战争初期添置的一床旧棉被补了又补,伴随了他一生,成为“传家宝”。

  全国解放后,部队生活条件有了一定改善,有的同志羡慕起了安逸的生活,王昭及时引导大家重温毛泽东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全党的话,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,还经常在军委会上讲话:“艰苦奋斗是我军克敌制胜的法宝,不贪图享乐是革命的本色,不要乱花钱,不要搞花钱比赛。”他带头在第64军顶住花钱风;经他提议,军里研究决定把在战争年代积蓄的四百余两黄金全部交给国家,支援社会主义建设。

  抗美援朝期间,他收到弟弟来信,说母亲从老家到了石家庄。他立即给弟弟回信,要弟弟劝说母亲,在石家庄住几天就回老家,不要在城里吃闲饭,不要离开劳动。要弟弟转告母亲,她的儿子不是“做官”,不是“新贵”,是共产党员,是人民的勤务员。母亲盛赞儿子的想法,高高兴兴回到农村,勤俭持家,直到他被迫害致死,母亲也含恨告别人间。

  1953年,他奉命从朝鲜回国,任公安部副部长,部里为照顾他的生活,让他住在一所楼房里。不久,部里调来了一位较他年长的副部长,他主动搬出楼房,把房子让给这位老同志住,并主动要求住在公安部机关的一所普通平房里,一住就是八年。他调往青海省委工作不久,就让家属搬出了公安部。

  在公安部任职期间,得知父亲病重,他经石家庄探望父亲。石家庄的老同志要用小汽车送他回家,他婉言谢绝,还亲自到汽车站买了车票,乘公共汽车回家。在青杨树车站下车后,碰到了东柏坡的老贫农阎九林,阎九林一见他依然朴素的穿戴,依然坚持步行回家,情不自禁上前紧握着他的双手说:“哎呀呀,小王,你当了副部长,成了高干,还是一个小王啊!”他风趣地回答说:“我要不是‘小王’了,你不就得撇起嘴来,不叫我小王了!”阎九林直到临终前还念叨这件事,常跟人说:“王昭,高干不‘高’!国家干部要都这样,就好了!”

  他来青海后,组织上给他配了一辆红旗牌轿车,他问司机,红旗车比其它车省油还是费油?当他听说费油时,就说,目前我们国家的汽油这么紧张,费油的汽车我不坐。在他的坚持下还是把红旗车换掉了;按照规定,组织上给他配了一名厨师,他却说,现在国家还有困难,不能为了个人方便和享受,给国家增加负担。问他没有厨师怎么吃饭,他高兴地拿出早已准备好的饭盒说,让公务员每天到食堂给他打饭吃;在青海任职期间,他一直住在机关一所简陋的小平房里,并在那里接待了很多来访的干部群众。

  二

  1961年3月,青海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面临严重困难。年轻有为的王昭肩负着党中央的重托和青海各族人民的殷切希望,出任青海省委第二书记、省长。

  王昭初到青海时,我正在省畜牧厅担负领导工作。当时青海的畜牧业正面临着一场大灾难:由于“左”倾错误的影响,有的决策者违背实事求是的原则,主观地提出“把牧业区早日建成全省主要农业基地”的错误口号,强令各地“以开荒为纲”,弃牧从农;在没有充分基础的情况下大办、强办人民公社;接着又让牧民去开荒。队队开、社社开,有的地方无地可开,竟组织远征队,跨山越岭,长途跋涉,到外县去开荒。大规模的开荒,不仅破坏了大片草原,而且造成牲畜的大量死亡,畜牧业生产遭受巨大损失。

  为尽快扭转这种局面,王昭不顾个人安危得失,毫不留情地揭露、批判错误倾向。在一次各厅局级干部参加的会议上,他根据调查研究得到的第一手材料,严肃指出农牧业生产中存在的问题,最后,他情不自禁地拍案而起,把帽子扔在桌子上,坚决地说:“为了刹住这种‘左倾’蛮干、玩忽党的政策之风,纠正违背客观规律、不实事求是的错误做法,就是摘了我的乌纱帽,我也心甘情愿!”

  接下来,他团结广大干部群众,批判浮夸风、“共产风”和不从青海实际出发,搞以粮为纲,破坏草滩建设等“左”的错误,在党内党外逐渐统一了思想,分清了是非,使绝大多数干部认识到“左”倾蛮干,违反党的方针政策,违背经济规律,不实事求是,不因地制宜,给革命事业带来的危害是不可估量的。

  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,王昭以极大的革命毅力和气魄,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,深入农牧区调查研究,扎扎实实地指导工作,明确提出“正确认识青海,积极改造青海”、“把架子放下来,把生产搞上去”等口号。

  1961年5月下旬,他到州县进行二十天的调查后向省委写了一份报告,报告中提出“要改变公社体制,划小生产队,把公社、大队变为行政领导机构,实行生产队所有制,明确宣布牲畜归生产队所有和经营,发展小集体经济,十分必要。”把公社、大队变为行政领导机构的实质是把公社作为原来的乡,大队作为行政村。

  他根据当时党中央和西部局在牧业方面的各项方针、政策,针对青海实际果断地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政策和措施。例如,关于牧业开荒问题,他主张因地制宜,不再搞“以开荒为纲”,从而保住了大片草原,使许多地方有了放牧之地;关于民族统战问题,他主张要重视民族问题的复杂性、长期性,迅速把优秀民族干部放到各级领导岗位上;在民族宗教方面,他坚持要根据群众的正当宗教活动需要,每个县开放一座或几座寺院,照顾各种教派,做到一派一寺或一寺几派;在发展畜牧业生产方面,他明确提出:社队规模宜小不宜大,太大的要尽量划小,政策要放宽,管理方法要多样,要着重发展小集体经济。可以实行包产到户、包产到人。国营农牧场,凡是妨碍生产的,一律停办。在平叛中没收的牧民牲畜,要如数退赔。畜牧业破坏特别严重的地区,还可以允许组织互助组,或者单干;在民族区域自治问题上,他明确提出:自治地方的党委和同级自治政府,党政工作必须分开,党委决定的问题,应通过自治政府办理,党委不要取代自治政府应有的职权。

  1961年和1962年,为了解决好青海人民吃饭问题,由他提议并经省委省政府研究后,在农业区实行“轻税政策”,鼓励农民垦种荒地,多种多收;在牧业区实行“以牧为主,多种经营”的政策,纠正了大量开荒、破坏草原等极“左”错误。

  这些措施,使全省农牧业很快呈现出一片喜人景象。1962年,青海省农牧民基本有了口粮,到1965年,青海实现了粮食自给有余。同年,全省畜牧业收入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。

  三

  1963年,在农牧业基本得到恢复和初步发展后,王昭开始进一步规划青海的发展远景:将青海建成祖国的粮仓,提高畜牧业生产,开发利用祁连山、昆仑山、柴达木的矿藏资源,尽快修筑青藏铁路……他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写道:“青山处处埋忠骨,不变青海誓不休!”

  建设青海,首先要正确认识青海。为此,他越荒原、走戈壁、攀雪山,足迹踏遍省内牧业区6大州和农业区11个县、市,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。

  1965年夏天,王昭率领一个由机关干部和农业、水利技术人员组成的清查工作组,带着帐篷和简单的炊具去柴达木勘探。从乌图美仁到塔尔丁那一段路坎坷难行,汽车常常陷进泥沙里,有时一天只能走二三十里路。他和大家一起用木板垫路,让汽车凭借木板一节一节向前移动。他还带头喊着号子在前边拉车,不时鼓励大家:“看,我们又攻克一个碉堡。”宿营时,他和大家一起拾柴、做饭,夜晚或住帐篷或干脆就蜷曲在汽车里。这一带牛虻、蚊子多,叮得他满脸疙瘩,但他苦中作乐,毫不退缩。

  一路上,王昭与当地基层干部、群众交谈,访问水文、气象、地质人员,勘查从昆仑山流下来的雪水,研究各个地段的地貌、土壤。和同志们边走、边看、边商量,他说:“这里可以修渠、打坝”,“那儿可以开路、打井”,“你们看,这里建设一个几万人的农场没问题!”看到一片怪柳,他说:“谁说柴达木是不毛之地?这里就可以培育森林!”看到一片芦苇,他说:“这些财富要很好地利用起来,可以开辟牧场,建立造纸厂。”

  在行程六千里的调查研究过程中,王昭还视察了牧区的中心定居点和草原,视察了石油局、铅锌矿和石棉矿。每到一处,他都认真地听取汇报、检查工作、布置任务,还与当地干部群众一起研究、制定完成任务的措施。他说:“下来就要解决问题,不解决问题我们下来干什么?”

  1965年《人民日报》报道了王昭深入调查研究的事迹,并号召领导干部都要下去调查研究,解决实际问题,中央领导同志在一次会议上表扬了王昭,称王昭为领导干部调查研究的模范,号召大家向他学习。青海省委对王昭的调查报告非常满意,根据调查研究情况,初步制定了建设新青海的蓝图。

  四

  湟中县平安公社上庄大队,有个贫苦社员叫刘维金。解放十多年了生活仍然十分困难,而且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和歧视。不用说上边来的干部从未沾过他的炕沿,就连村里的干部也不肯喝他一碗水。但是,1964年秋天,王昭走进了刘维金家那又黑、又潮的土屋,住在那伸不开腿的小土炕上,和刘维金一起吃那发酸的青稞馍,喝那能够照出人影的杂面糊糊。他和刘维金促膝谈心,说到伤心处,泪花在他俩的眼眶里打转,贫下中农的辛酸深深地扣动着他的心。

  在总寨公社,王昭住进了贫农唐永顺家的牲口棚里。唐家阿奶听说他是省上来的干部,趁他外出,把他的行李搬到儿子的炕上。他回来后,感到很不安,对老人说:“你们一家三代,住的不宽敞,我在哪里住都一样。”又把自己的行李搬回原处。那一夜,王昭的被头上结了一层冰,两只脚到天明还是凉的。后来有人告诉唐家阿奶说,王昭是省长。这位年逾古稀的老人开始不相信,继而感到惊奇,这个衣服打着补丁,搬石头拣最大个的、推车赛过小伙子的“干部老汉”怎么会是省长?

  王昭经常深入农村,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。哪里最艰苦,哪里最困难,他就到哪里去体察民情、了解情况、解决问题,用党的温暖去滋润群众的心田,农牧民说:“王省长是真正的共产党,是千年不遇的王青天!”

  王昭用自己的行动,与青海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。每当他要从一个地方离开的时候,村里的人们都恋恋不舍。一位村长含着眼泪说:“你住在我们这里,没吃一碗白面面片,真过意不去啊!”王昭回答道:“我们下来是为群众办事的。你们能住,我们也能住,你们能吃,我们也能吃,我们是一家人。”

  五

  心底无私天地宽。无私,才能无畏;无私,才能使人的品格高尚、伟大。而高尚伟大的品格,往往在危难之时才能真正体现出来。

  1966年,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了。运动初期,林彪一伙就蓄意要搞掉王昭,在同年7月和11月分别召开的西北局扩大会议和青海省委扩大会议上,有人就恶毒地散布说:王昭是彭(彭真)、罗(罗瑞卿)的死党,是彭、罗安插在西北和青海的黑钉子,声言要把王昭打成“黑帮”。接着,有人在西宁街头贴出了“打倒王昭”的大字报。

  1966年初,我从省畜牧厅调到省人委担任秘书长。九月间,大批外地“红卫兵”串联到西宁。他们“打炮”、“火烧”,揪斗王昭,说他是青海最大的走资派,还伙同西宁地区的一些人,冲击省委、省人委、省政府。机关已无法办公,许多领导难以正常工作,面对这种情况,他顾全大局,任劳任怨,无所畏惧,坚持不懈地进行工作,及时召开紧急会议,采取各种形式,抵制冲击机关、冲击领导的行为。

  针对这些情况,王昭明确指出,对“红卫兵”运动,一要冷静,坚持原则,决不能扩大武斗事态;二要团结大多数,孤立极少数混迹于群众和“红卫兵”中的坏人;三要做好机关干部工作,搞好本职工作;四要敢于抵制错误行为,坚决制止武斗。

  在这段时间里,由于工作需要,我和王昭接触比较多,很多事情都是由他直接给我布置,他让我积极工作,大胆负责,并且说,工作你来做,出了问题我担着。为使省人委领导和整个机关有一个正常的工作秩序和环境,我除了在西宁宾馆接待室向干部、群众传达了王昭在省委会议上的讲话精神,还组织有关同志撰写了一些宣传青海工作成就的文章,安排专人加强省人委的电话总机室和省领导的安全保卫工作。有一天来了一伙人,高喊口号,要强行闯入马辅臣副省长的家。我闻讯后,立即带领省人委办公厅的部分干部,赶到现场,宣传政策,阻止这一非法行动。

  在当时,为了保全自己,牺牲他人,出卖他人,甚至诬陷他人的人和事已屡见不鲜,而王昭却光明磊落、无私无畏,事事处处为别人着想,为下级承担责任。他的这种高尚品格,这种博大胸怀,这种英雄气概,使在场的许多干部为之动容,也给大家留下了永远难忘的记忆。在王昭同志的感召下,许多领导同志敢于讲真心话,敢于抵制错误行为。即便在“四人帮”最为猖狂的时候,也没有向错误行为低过头。

  王昭同志,青海各族人民永远铭记您。

  (作者为原青海省委副书记、青海省顾问委员会主任马万里)

责任编辑:程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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